国际学术观点(2025.5)
编译者:田香凝(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沫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杂志”微信公众号

导 读:
“国际学术观点”栏目每月摘编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最新观点。本期摘编的6篇文章包含算法驱动新闻业、和平新闻、人工智能摩擦、元游戏玩家、记者职业角色、数字不平等等多样主题。
1.算法驱动新闻业的研究现状和未来趋势
随着媒体对算法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新闻业由此经历的深刻变革,有关算法驱动新闻业的研究呈现出显著增长趋势。算法驱动新闻业涵盖了新闻领域中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各种应用,然而学界目前对此尚缺乏系统理解。2025年第5期《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刊登的一篇系统性文献综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研究考察了2011—2022年间发表的348篇英文同行评审期刊文章,采用混合方法和跨学科视角,结合传播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文献,描绘了算法驱动新闻业的研究图景。
研究发现,有关算法驱动新闻业的研究自2013年以来稳步增长。论文作者方面,欧美学者占主导,全球南方学者的参与度较低。作者存在性别比例失衡,男性学者发文较多,但近年来女性学者的参与度有所提升。在研究主题上,研究热点集中在受众和媒体人士对算法驱动新闻的认知、新闻机构如何应用算法工具,以及算法系统如何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形塑新闻业。在理论框架层面,论文指出,当前算法驱动新闻业的研究多侧重实践,理论构建不足。然而,若要推动该领域向纵深发展,理论构建不可或缺,其能为新闻学研究带来持续的知识积累。研究方法方面,已有研究多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尤其是访谈法,但近年来定量方法的使用也在增加。通过对已有研究的系统性回顾,论文总结了未来有关算法驱动新闻业研究的八大着力方向:研究设计的改进、理论框架的构建、AI技术影响的深入探讨、AI工具的开发、以算法为基础的新闻业转型、人工智能技术采纳的影响因素、相关伦理挑战,以及法律考量。
文献来源:SARISAKALOĞLU A. Navigating the Research Landscape of Algorithm-Driven Journalism: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Authorship, Research Trends, and Future Research Pathways[J]. Journalism Studies, 2025, 26(5): 541–567.
2.“和平新闻”:记者的特征与角色感知
“和平新闻”(peace journalism)常被定义为编辑和记者通过选择报道内容及方式,助力社会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冲突。一些研究者认为,战争新闻主导了多数传统冲突报道,其特点在于追求轰动效应,往往通过描述不寻常的事来提升收视率和发行量。而和平新闻则着重探讨冲突的根源,并致力于求同存异,寻找解决冲突的方案。
相关文献表明,和平新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作为个体的媒体从业者。然而目前学界对于实际从事和平新闻报道的记者,以及这些记者的特征如何影响和平新闻模式的传播的研究还相对较少。鉴于此,发表在2025年第2期《国际新闻政治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的一篇文章专门就此展开探讨。研究对来自肯尼亚、卢旺达、南苏丹和乌干达等国参加过和平新闻培训的记者进行了深度访谈。
研究表明,参加和平新闻培训的记者通常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持续学习的动力,其多样化的职业发展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非媒体市场的不稳定性。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有与冲突相关的经历,无论是直接参与冲突报道还是间接受到冲突的影响,这些经历使他们对和平新闻的实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新闻角色感知方面,东非和平新闻记者普遍认为自己的角色是为人们提供相关信息以促进冲突解决。“促进者”角色的另一个表现还在于为冲突各方提供交流的平台,回应彼此关切。这种角色认知与和平新闻的核心理念相契合。此外,和平新闻记者们还强调媒体干预的重要性,即记者可以参与冲突解决,发挥媒体在促进和平方面的潜力。这种“干预主义角色感知”(interventionist role conception)为和平新闻模式在东非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文献来源:DOLL M E. Picturing Peace Journalists: An Examination of Social Profiles and Professional Model Diffusion[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25, 30(2): 574-595.
3.“人工智能摩擦”:公共部门聊天机器人的应用与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政府公共部门引入了聊天机器人来和公民互动,这些聊天机器人也被视为数据化基础设施的一部分。2025年第4期的《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发表了一篇研究,通过对公共部门聊天机器人的分析,探讨了人工智能在公共部门的应用及其引发的摩擦效应。
论文对爱沙尼亚和瑞典的两个公共部门聊天机器人进行案例研究,结合了公开文件分析、公共记录请求、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方法。研究指出,公众在使用聊天机器人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人工智能摩擦(AI frictions)现象,这包括:第一,期望差异摩擦,公众对聊天机器人的期望与实际功能之间存在差距;第二,组织逻辑摩擦,聊天机器人的开发和实施涉及多个组织,不同组织之间的逻辑和目标可能存在冲突;第三,价值观摩擦,聊天机器人的引入可能与数字福利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冲突,例如,虽然聊天机器人可以提高服务效率,但也可能导致某些数字技能较低的公民被边缘化。论文认为,这些摩擦揭示了人工智能实施过程中的模糊性和矛盾性。
研究建议,未来可以关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公共部门聊天机器人实施中的模式差异,也可以通过纵向研究,探索公民对聊天机器人的适应性变化,从而全面理解AI技术在公共部门中的应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文献来源:KAUN A, & MÄNNISTE M. Public Sector Chatbots: AI Frictions and Data Infrastructures at the Interface of the Digital Welfare State[J]. New Media & Society, 2025(04): 1962-1985.
4.“元游戏玩家”:数字媒介环境下的游戏玩家分类
近年来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有关游戏的研究日益丰硕,游戏玩家构成了游戏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过往研究游戏玩家画像或类型时,多聚焦于其在游戏内的行为与动机。然而,除了玩游戏之外,还有许多与数字游戏相关的活动,即“元游戏活动”(metagame activities),比如在网络论坛上开展与游戏相关的讨论、观看游戏视频和直播等。这些活动对玩家的游戏体验和成功至关重要,也影响游戏的商业成功。鉴于此,发表在2025年第1期《游戏与文化》(Games and Culture)的一篇文章就利用学习分析法(learning analytics methods),探究了元游戏活动的普及程度及其相互关联,并将玩家分为不同类型。
研究发现,与数字游戏相关的信息搜索活动是核心的元游戏活动,其与消费活动、创造与分享活动、讨论活动等其他元游戏活动相关联。基于这些活动,研究识别出三种不同的元游戏玩家,分别为“策略型元游戏玩家”(strategizers)、“多功能型元游戏玩家”(versatile metagamers)和 “休闲型元游戏玩家”(casual metagamers)。
“策略型元游戏玩家”对游戏投入大,渴望在游戏领域不断成长,他们的元游戏活动多以助力游戏中的成功为导向,在实际游戏之外投入了大量思考与努力以达成目标。对于“多功能型元游戏玩家”而言,元游戏活动并非专注于优化实际游戏中的成功,而是一种更为全面的体验,兼具娱乐性和消遣性。他们积极参与多样化的元游戏活动,包括讨论游戏、搜索相关信息,以及消费其他玩家创作的元游戏内容。“休闲型元游戏玩家”参与的元游戏活动较为单一,游戏在他们的生活中并不像其他两种类型的元游戏玩家那样占据重要地位。尽管如此,“休闲型元游戏玩家”仍然会玩游戏,并参与相关元游戏活动。
文献来源:KAHILA J, VALTONEN T, LóPEZ-PERNAS S, et al. A Typology of Metagamers: Identifying Player Types Based on Beyond the Game Activities[J]. Games and Culture, 2025, 20(1): 38-58.
5.记者职业角色如何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既带来了提高新闻生产效率的潜力,也引发了记者对工作被取代和职业意义丧失的担忧。尽管很多研究关注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新闻行业的影响,但少有研究考察它与记者职业角色之间的相互作用。2025年3月的《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发表了一篇论文,尝试填补这一空白。
论文对299名丹麦记者进行了调研,测量了他们的职业角色观念、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情况和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态度。调查显示,记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总体表现出谨慎乐观的态度,在此基础上,持有不同职业角色观念的记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态度有显著差异:动员者(Mobilisation)和娱乐者(Entertainment)角色的记者,更担心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工作安全性和职业意义的影响;监督者(Watchdog)和客观观察者(Detached Observer)角色的记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更为关注,例如数据共享政策、透明度和事实核查等。
论文强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采用不仅仅是技术对新闻行业的单向影响,而且是与记者的职业角色相互作用、共同演化的过程。因此,新闻行业在整合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法,而应根据记者的不同职业角色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让记者更好地使用技术、参与技术并塑造技术。
文献来源:MØLLER L A, COOLS H, & SKOVSGAARD M. One Size Fits Some: How Journalistic Roles Shape the Adoption of Generative AI[J].Journalism Practice, 2025(03):1–22.
6.全球南方语境下的数字不平等
尽管数字不平等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全球北方,而对全球南方的关注较少。事实上,全球南方的互联网用户数量庞大,但对这些地区的数字不平等研究往往只关注技术接入,而忽视了互联网技能和使用机会的不平等分布。在此背景下,2025年3月的《信息、传播与社会》(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发表了一篇研究,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城市青年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全球南方语境下的数字不平等问题。
论文测试和修改了最初在全球北方开发的数字不平等量表,对雅加达青年的互联网技能水平、数字参与程度和从中获得的数字成果进行调研。研究发现,尽管被称为“数字原住民”,但许多年轻人并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的社会经济价值,他们的互联网技能仅处于中等水平,数字参与有限,数字成果也较为一般。研究指出,这些结果受到教育水平、社会阶层感知和互联网接入质量的影响,其中,教育水平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与仅接受小学教育的个体相比,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在各方面的得分更高。
研究建议,应该为弱势青年提供互联网技能培训,引导青年将互联网用于更有益的活动,并优化互联网接入质量,特别是为低收入社区提供更稳定、更经济的互联网服务。此外,论文还鼓励更多学者对数字不平等量表进行本地化调整,使其更适合全球南方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文献来源:YASMINE D, COLOMBIJN F, DEURSEN A J A M VAN, & VAN INGEN E. Internet Skills, Digital Engagement, and Outcomes Among Urban Youth in Jakarta, Indonesia: Incorporating a Global South Context in Measuring Digital Inequality[J].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25(03):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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